北宋时期五台山佛教

宋代佛教通常是指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到卫王祥兴二年(1279)这320年间的佛教。而宋代五台山的佛教则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到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的148年间的佛教。这是由于靖康元年(1126)"九月丙寅，金人攻陷太原"，闰十一月丙辰，北宋...京城(今河南开封市)陷"，次年二月六日，金人下令废掉徽、钦二帝，宣告北宋灭亡，五台山归于金朝版图之故。人宋以来。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隆佛化，照耀林薮．清凉之兴，于时为盛"。但到北宋后期，因五台山与金朝接壤，比因边仲，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丘，所有开畲斩伐，发露龙神之宅，我等寺宇，十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则我师文殊之教"受到极大影响．但因丞相张商英的护持和五台山僧人的努力，又获得徽宗、哲宗的扶植。因此，宋代五台山佛教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北宋诸帝与五台山
北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建立之后，为了利用佛教加强国内统治，便一反后周世宗灭佛政策，就对佛教加以保护。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且停止了毁废寺塔经像。建隆二年(961)于扬州兴造了建隆寺．建隆三年(962)，于便殿诏见了游五天竺沙门道圆和于阗使者，赐予紫方袍及器．币。建隆四年(963)，还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又令西川转运使沈义倌于益州(今成都)书写金宇《金刚经》。建隆五年(964)，又令沙门文胜编修《大藏经索隐》六百六十卷。开宝四年(971)，又令高品张从倌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开宝五年(972)，又令僧道并隶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试经业。为了严明法戒，要求僧尼有别，尼寺置坛受戒，由尼大德主之。开宝八年(975)，太祖亲书《金刚经》，常自读诵。鉴于太祖崇佛敬僧，保护佛教，遂使以后诸帝也维护佛教。宋太宗，名赵炅(939-997)，生于西京应天院，从小打上了释氏印记。公元976年一997年在位。在位期间，绳武太祖保护利用佛教的政策，仍然"崇尚释氏"。他认为"佛氏之教有裨于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凡为君而正心无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他行也。如梁武舍身为奴，此小乘偏见，非后代所宜法也"。言外之义，他要以尧舜之道治世，如来之行修心。既要人世掌握政权，又耍维护佛教裨于政理。因此，他一即位，便将周世宗改龙兴寺为官仓复以为寺。次年。又改龙兴寺为太乎兴国寺。太平兴国三年(978)，又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兴国、曰乾明。并御制新译三藏圣教序，赐天竺三藏天息灾．还令赞宁修撰《大宋高僧传》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太平兴国七年(982)，又于东京设立译经传法院，开始译经，且帝制前序。还令度天下童行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年，共度僧一十七万余人．太宗不仅度人为僧，还敕造寺塔、大藏经版，塑佛、菩萨、罗汉像，并于内殿建立道场，诏僧念经，岁以为常。太宗崇佛敬僧；不仅身体力行，还"诏以《御制莲华心回文偈》、《秘藏诠》、《逍遥咏》，宜示近臣"，要求将相大臣也同他一样尊奉释氏，保护佛教。五台山在唐代时就成了中国佛教圣地，文殊信仰已遍及全国。太宗刚刚平晋，即于太原平晋寺诏见了五台山鹿泉寺沙门睿谏，且询问了台山兴建之由，又赐予许多财物，令建太平兴国寺。还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倡幽栖，尽蠲税赋。"又令中使送与五台山菩萨院金泥书经一藏，"每岁度僧五十人，令事清修"。这就从经济上、人力、物力上，支持了五台山的佛教。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太宗又令"内侍张廷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又"诏修五台十寺，以沙门芳润为十寺僧正"。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同年四月，太宗为了加快台山修建寺庙速度，又"遣使蔡廷玉等，诣台山建寺"，并"敕河东路有司运给"。围这就保证了建寺所需。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寺修建完毕，赐鹿泉寺为太平兴国寺。此时，台山寺庙雕梁榱栋，焕然一新，出现了欣欣向荣景象。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又令"太原、成都铸造铜钟，赐予五台、峨眉，遣挂之日，两山还有梵僧十余奉迎其钟，声闻百里"，济若拔厄，震悟大干。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诸寺院，今后每至承天节依例更不试经，特许剃度行者五十人，内二十人与真容院，余以等第轮次均分诸院"。这一敕令，就使五台山每年度僧五十人，仅真容院就每年增加二十人。于是，台山僧人急骤增加，真容院也成了五台山的寺庙之首。宋真宗，名曰赵恒(968-1022)，公元997一1022年在位。在位期间，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其撰述有《圣教序》、《宗释论》、么法音集》、《注四十二章经》、《遗教经》等，弥达至理，胜过先帝。又复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广好生。还继续译经，大开梵学，使五天竺三藏云会帝廷，又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遂使当时的儒贤大臣，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等辈都敬仰佛教，保护佛教。宰相王旦曾啊翰林学士杨亿曰；"吾深劳生，愿来世为僧宴坐林间，观心为乐，幸为我请大德施戒剃须发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宝置棺内。"又宰相王钦若也兼译经润文使，"当其出镇钱唐时，又率僚属诣天竺灵山谒慈云法师遵式，请讲《法华》"。帝王将相佞佛，稽之前古，也未有比对。《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还载，太宗第七女吴国大长公主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九月，真宗舍其为尼于隆安场资圣院，赐法名清裕，师号报慈正觉大师。还敕释门威仪(钟、鼓、饶、钹、幢、幡之类)、教坊乐部。在其带动之下，还有密王女、曹王!之及后宫三十余人，皆随出家。真宗在位期间，每岁度僧二十三万，至天禧五年(1021)，北宋僧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达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造成了僧尼泛滥，亵渎佛法的严重现象。真宗对于五台山的佛教，也同太宗一样，关怀备至。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台山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又赐额"奉真阁"。其"绮焕殊丽，映曜林谷"，盛极一时。据天禧四年(1020)八月河东路劝农使王允明言，昨降五台山普度童行，祠部牒二千九百七十七道，除散外的三百四十四道外，还有：二千六百三十七道。可见台山僧众之多，仅次唐代。又据宋代妙济大师的《广清凉传》记载．宋时五台山有寺庙73座，也是仅次唐代。总之，宋代五台山的佛教逊于唐代。反过来看。鉴；厂真宗崇佛敬僧，礼遇佛教，遂使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出家，出现了抢卖度牒之风，也造成了寺多僧多，寺院田产亦多的现象，从而加重了社会负担，影响了北宋经济的大力发展。宋仁宗，名曰赵祯(1010-1063)，真宗第六子，公元1023-1063年在位。在位期间，继承祖制，尊奉佛教。天圣六年(1028)，御制《三宝赞》，赐予宰辅及译经院，号召宰相大臣崇佛敬僧。仁宗非常注重传法译经，曾御制《天竺字源序》，赐予译经院。《天竺字源》七卷，是法护、惟净以华梵对翻而成。这是我国声明之学的开端．仁宗也着宰相文彦博、章得象兼译经润文使，加强了译经力量。景枯二年(1035)，还诏选了五十童子学习梵文，培养译经力量．由于宗重视译经事业，优待梵僧，使印度贡梵经僧自法军至法称就有八十人之多，去印度取经的自辞瀚至栖秘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取回梵本1428，译成564卷。这是继唐代以来我国译经事业的又一发展时期。天圣八年(1030)，传法院润文官、翰林学士夏竦、王晓上《大藏经名》、《礼忏经》各十卷，是书本为五台山沙门崇庆撰进，后竦、晓等人详定颁行于世．这是五台山的僧人继澄观著书立说以来的又一部重要撰述，也是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一大贡献。总之，自太祖建隆元年复兴佛教以来，太宗至仁宗都维护五台山的佛教。他们建寺度僧，赍送玉札天书、佛菩萨像，致使北宋时候五台山的佛教又兴盛起来。
第二节 护法宰辅
礼部尚书苏东坡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嘉祐进士。神宗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哲宗时，苏轼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病死常州，追谥"文忠"。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三人皆以文学家名，兼及书画，合称"三苏"。苏轼在政治上归属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也反对司马光的"元祐更化"，表明他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只是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方法。所以，生他的诗词中，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由此，被尊为"唐宋，乙大家"之一。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很有影响，他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喜画竹，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苏轼由于一生坎坷不平．所以，他的后半生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禅悦"生活成为他后半生的一大特色。在苏轼留下的2700多首诗词中，有一部分就是表现他与禅的关系的作品或j弓僧侣的赠答酬唱之作。以才子闻名的苏轼，前半生抱着对儒家政治理想的真诚信仰，奔走宦途，兢兢干进。他激烈地反对新法，其态度是执着而真诚的，不同于那些投机又善于见风使舵的无耻政客，但当"乌台诗案"发生以后，他几乎濒于绝境，所以转而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与慰藉就成了他人生的一大转变，苏轼能很快从禅悦生活中得到解悟，与他的家庭影响和社会风气的濡染是分不开的．苏轼的父亲苏洵以儒学为宗，但不仅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宋高僧传》把他列为居讷法嗣。苏洵晚年因为连遭骨肉零落之苦，龛座二所于阿弥陀如来之堂，以藉慰之。还曾塑过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六菩萨像。苏轼母亲程氏夫人更是"崇信三宝"，"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其父家就是一个具有浓厚氛围的信佛家庭。这样的家庭影响，必然使苏轼"知佛法"、"喜佛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活。这是苏轼信佛参禅的原因之一。汉唐以来，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儒学，繁琐陈旧，枯燥无味，因此，唐宋以来，以禅宗为主流的中国佛教，生机逐渐蓬勃，以活泼机智的特点向士大夫渗透，在士大夫中间竟相以谈禅为高雅，自命为居士者所在多有。恰如张毕来先生所说，大和尚无非是"出了家的士大夫"，自命为居士的文人活像"在家的大和尚"。禅，全称禅那，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思惟修"、"弃恶"，通常译为"静虑"。佛教强调禅定，即安静地沉思，它是宗教修养的六个重要途径之一。自唐代南宗禅兴起后，佛教真正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喜闻乐道的宗教，南宗禅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为解脱大海"。临济宗后来风靡北宋，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都与临济宗的高僧有很深的交往，谈禅理，斗机锋，并被认为是本宗的俗弟子。宋代士大夫继承唐朝士人崇信禅宗之风，尤其是所谓禅宗"不立文字"的禅，到宋代变为"不离文字"之禅，更促进了禅宗的世俗化，士大夫的禅僧化，禅僧士大夫化，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逐步进入了禅悦生活。苏轼前半生的禅悦生活，与和尚的交往，只不过是文人风气使然。口里说禅，但内心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的内核。如他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所说："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有娱。"在《次韵参寥寄少游》诗中曰："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表明苏轼向往的是"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生活，这正是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熙宁年间(1068-1077)，苏轼在汴京作大阁以安置四菩萨像，还抄写《法华经》。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不久，其友天竺寺僧慧辩示寂，他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诗》追悼。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对苏轼的打击非常之大，不仅打掉了他平时的骄气，而且"奋厉当世志"的壮志，也消磨殆尽了。这年他才44岁，这使苏轼的人生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追求禅悦生活成了苏轼的兴趣之所在，直至病逝。这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他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沉沦于参禅之中。元丰三年，苏轼访江州东林禅院常总禅师，于对谈中有悟，遂赠诗偈一首：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吐露其悟境。至今仍脍炙人口。绍圣元年(1094)，苏轼又被贬谪惠州(今广东惠阳)，至绍圣四年(1097)，苏轼竞再次迁居儋州(今海南岛境内)，形同流放。这四次贬谪，终于使苏轼彻底接受了禅宗思想，并以黄州、惠州、儋州为三个时期，呈现出苏东坡禅19,生活一步比一步完美的阶梯式发展，苏东坡在t士的最后一年，"过金山，坡题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自己对其后半生生活的真实写照．苏轼性爱山水与佛教，喜欢游山玩水，放情山林，五台山为佛教圣地，按理说他会到此一游的，但历史上没有留下苏轼人晋游台的记载。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中青年时候，苏轼矢志干进，没有出世的想法，故没有想到要来五台山礼谒。等人生遭到大变故后，一次次被贬，皆是贬向南方，而且越贬越南，直到海南岛，他再也没有办法到北边的五台山来了。二是北宋中后期，政治腐败，辽金逐渐南侵宋朝，北方遂不被宋朝所拥有，客观上使苏轼无法到五台山参拜。尽管如此，苏轼还是与山西和五台山发生了关系，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有一同乡好友陈季常，名储，号龙丘先生，也正好迁居于黄州之岐亭，因此二人过从甚密。宋人洪迈《客斋随笔．三笔》卷三《陈季常》条载：龙丘先生好宾客，喜畜声妓，并好空谈讲禅，"其妻柳氏绝凶妒"，龙丘先生十分惧内。一天，苏东坡与几位好友在龙丘先生家中谈天说地，至晚仍无去意，忽然柳氏在内室一声大吼，吓得龙丘先生赶快趁势劝友人散去。苏东坡回到家，想起龙丘先生在杉氏发威时的落魄之状和窘态，殊觉可笑，便随口吟成一首打油诗：龙丘先生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狮子吼"本一佛教典故，宋道原《传灯录》曰：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狮子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吼，百兽慑服，比喻佛法威力巨大之意。苏东坡精通佛理，便巧妙地借用了这一典故。但考史，陈季常之妻柳氏并非山西河东人，也是四川女子，苏东坡何以冠之于河东呢?原来，中国古代极看重郡望，从魏晋以来，一些世姓大族因世居一郡，名人辈出，便为当地所仰望，形成郡望，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等。大文豪韩愈本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便自称"昌黎韩愈"。柳宗元称柳河东，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柳姓郡望在河东，恰陈季常之妻姓柳，所以苏东坡便以郡望相名，才有了"河东狮吼"一词。《分类东坡诗》卷十六收有此诗，又因苏东坡是大名士，才使此诗广为流布，长传不衰。明代汪廷讷还以此故事编成《狮吼记》杂剧，更使"河东狮吼"成了妇孺皆知的悍妇之代称。《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讲："薛文起悔娶河东吼，贾迎春误嫁中山狼。"是说薛蟠的媳妇夏金桂，"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连天不怕地不怕的薛呆子也惧怕她三分。《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也有一折讲："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都把厉害媳妇比作河东狮子吼。河东古指山西运城永济一带，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咆带，文化发达，民风纯朴，妇女更是敦厚善良，千百年来蒙此恶名，皆渊于东坡的这一则笑话而来。苏东坡没有来过山西，却平白给山西妇女特别是以温厚善良而著称的河东妇女戴了这么一顶坏帽子，实属误会。这是苏东坡与山西的关系之一。苏东坡与五台山的关系，也是文字关系，这就是《内制集》卷五和卷八记载的他代宋哲宗起草的敕五台山寺的三则敕文。(一)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一日《赐五台山寺十寺僧正省奇喻教书》：敕省奇等：清凉之域，仙圣所造，爰因弥月之辰来献后天之祝，永言勒至，良极叹咨。()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喻教书》：敕清凉之峰，仙圣所宅，爰修净供，以庆诞辰。再省恭勘，不忘嘉叹。(三)元棺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奖喻敕书》：异景灵光，久闻示化，宝祠净供，爰膺诞弥。念此恭勤，至于嘉叹。从这三则敕文中，可以看出苏东坡对五台山的景仰之情，可惜他未能来游台山。元好问作《台山杂咏十六首》，其第四首曾提到苏东坡，全诗为：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曰晴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此诗中的"坡老"即指苏东坡，面对五台山的自然美景，对于一生好游山玩水的苏东坡来说，元好问认为他未能到此一游，殊为惋惜。苏东坡游庐山时作《题西林壁》诗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元好问诗可以说是和苏东坡诗而成，只不过反其意而用之。苏东坡游了庐山却不识庐山真面目，若他游了台山，一定会看出好个台山真面目的。这是苏东坡与山西关系之二，具体讲就是与五台山的关系。护法丞相张商英张商英为北宋大臣，身历三朝，为徽宗时期丞相。他信奉佛教，喜欢禅宗，曾致力宣扬五台山的灵异感应，对五台山佛教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是一位维护佛教利益的丞相。坎坷的仕途生涯张商英(1043一421)，字天觉，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人。"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倣傥，豪视一世"。卓异豪爽，洒脱不拘，不甘居于人下，有强烈的权势欲。张商英警敏强记，胆识过人，辩才无碍。当英宗治平二年(1065)中进士第后，调任达州通川(今四川达县)主薄。时值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区)蛮人起义，张商英舌战蛮酋，平定了起义，被提为南川县(今四川綦川县北)知县，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途生活。张商英的仕途生涯是在熙宁变法、元祐更化、蔡京擅国时期度过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时期。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使军政人员沉浮不定。张商英为了争得高官厚禄，往往是见机行事，乘间以进。《宋史新编》卷一百二十一载，章惇经制夔夷，狎侮郡县，无人敢与对抗。部使者为惇搜罗人材，将张商英推荐于章惇。章惇邀张商英同桌就餐，张商英就穿着道士服装，长揖就坐。桌上章惇肆意大言，张商英随机挫折，落落出其上方。于是章惇大喜，延为上客。归京后，荐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召对试验，张商英且进《草茅忧国书》，遂提任"光禄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兼编修中书条例。熙宁五年，加太子中允、监交御史里行"，田受到王安石的重只!。张商英便同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革新。王安石得到神宗的支持和新党的拥护，便大胆推行新法，且将阻挠实行新法的大臣一概罢免，如吕公著、欧阳修、富彌、司马光等人．因此，引起旧党的强烈反对。熙宁七年(1074)，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失所，旧党乘机攻击王安石，如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已献曰；旱由王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时枢密使文彦博向神宗上疏言；"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厉精图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敝尔。"文彦博认为造成当时社会弊端的原因有二：是于祖宗法有偏而不举之故，二是推行变法之故。他强调变法要"务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显然，文彦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因此，王安石奋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7"。幽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张商英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向神宗上疏言："陛下即位以来，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日免役，二日保甲，三日市易。三者得其人缓而讲之则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为害。臣愿陛下与大臣宜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不已，一事复兴，虽使裨谌适野之谋，墨翟持筹而算，终莫见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谷，皋陶典型，益掌山泽，契敷五教，垂共百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数事而静以终之，故四夫何为哉!今朝廷行舜之所以有为而未行其所以无为，此臣所以拳拳为陛下道也。"张商英认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而不张不为也，张而不弛不能也。王安石的变法操之过急，一事未成，又兴一事，缺无为之道，张商英的意见和文彦博的意见虽然本质不同，但在其如何变法上则有相通之处。然而，张商英趋炎附势，欲附王安石升官发财，则来了个回马枪，言"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蔡提党庇博州亲戚，失人死罪与纵吏等事"。结果弄巧成拙，神宗以张商英诬告不实，免去其监察御使之职，贬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盐曲商税，又移节度判官，改镇南军。直到元丰二年(1079)，才提为馆阁校勘、检正中书刑房兼详定编修刑房断例。时舒直知谏院，张商英为中书检正。张商英以荐舒直为审官院主簿之恩，遗直手帖，示以其婿王为所作之文．为婿求官。舒直认为张商英身为宰属而干请言路，事关重大，遂向神宗反映了张商英走后门的问题，于是张商英被谪为监鄂州、汉川镇酒税，复改荆南江陵县赤午市盐茶税。直到元丰乙年(1085)，才被召授太常丞。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故，哲宗继位。但以年幼而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随即召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攻击王安石"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名为爱民，实为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并且提出了以"母改子"等理论，废罢新法，这就是史称的"元祐更化"。元祐更化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全都废罢了王安石的变法。因此也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不满，此时，作为开封府推官的张商英向哲宗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更变，得为孝乎?"对元祐更化提出疑义。于此，苏轼也说司马光"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指出了元祐更化的错误。此时，张商英以书向苏轼言，"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必能为公呵佛骂祖。"盖欲苏轼荐为台谏。但苏轼认为："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苏轼没有举荐张商英。元柏二年(1087)，哲宗召授河东提点刑狱。元祐四年(1089)，移：可北西路转运副使。元佑八年(1093)，又徙淮南路。元棺八年，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元绍圣，明确表示恢复熙宁变法。于是罢了旧党范纯仁的相位，授命新：岂章惇为相，新党得势，旧党受到贬击。绍圣元年(1094)，张商英以右正言召迁左司谏。张商英观望时政，言"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吕大防、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唐老、孙升、韩川皆坐贬，言司马光、文彦博负国，吕公著不当谧正献"，"甚者至以宜仁后比吕、武"。张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一面极力攻击上述诸人，一面又警告哲宗"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要哲宗、章惇、安焘、曾布等人狠狠打击元拈大臣。结果旧党苏轼首遭贬逐，已死的司马光党羽相继被贬，旧党受到严重打击，新法又得以实行。时来之邵为子娶盖氏，以盖渐为盖氏义男规其财产。张商英为盖渐上疏论之，结果来之邵出知蔡州。绍圣二年(1095)，张商英迁左司郎中会，知开封府。其时，王震揭露了张商英与盖渐合谋陷害来之邵的不法行为，张商英被谪监襄州酒税。改监江宁府税。绍圣三年(1096)又知洪州。次年，授任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人觐授直龙图阁，进集贤殿修撰。元符二年(1099)，又召为尚书工部侍郎。元符三年(1100)，哲宗病逝，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实权掌握在向太后的手中。向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又用韩忠彦为右相，还复文彦博等三十余人之官，变法派章惇等人又陆续被贬逐。张商英也被除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待制为河北路都转运使，不久又落职知随州，因谢表不自引咎，历诋元枯诸贤而降一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户部侍郎召改吏部刑部，复迁翰林学士。是年七月，蔡京任右相，张商英以与蔡京在神宗时同为检正，雅有契好，受到褒美，于崇宁初拜尚书右丞，迁左丞。不久，张商英与蔡京议政不合，且诋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支持蔡京的御史且取张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复无常，谪知毫州。入元祐党籍。蔡京罢相，又起知鄂州。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张商英被以散官安置归、陕二州。大观四年(1110)，蔡京再次被逐，除张商英龙图阁学士，起知杭州。过阙赐对，奏日："神宗修建法度，务以去大害兴大利而已。今诚一一举行，则尽绍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伹不失其意足矣。于是留为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不久，除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时蔡"京久盗国柄，中外怨积。见商英能立同异，更称为贤。徽宗因人望相之"。商英拜相以后，"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办了一些顺时应民的好事，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但他意广才疏，本事不大。后因与方技郭天信往来之事暴露，又受到御史中丞张克公劾其狠傲弗恭等罪，于政和元年(un)降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不久又降知邓州，再谪为汝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但因蔡京贪污腐化，骄奢淫逸，卖宫鬻爵，接收贿赂，名声很坏，所以太学诸生曾为张商英鸣冤讼屈，徽宗迫于舆论，诏复张商英观文殿大学士。宣和三年(u21)卒，赠少保。张商英的一生始终是在新旧两党的反复斗争中度过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势欲，往往见机行事，依附不定，虽然能立同异，慷慨敢言，然诡谲不常．大观之政，矫革时弊，天下弥之，故蒙忠直之名。靖康中赠太保。绍兴中，又谥文忠，但天下皆不谓然。佞佛的无尽居士《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六曰：张商英"平生学浮屠法，自号无尽居士"。张商英为北宋大臣，北宋建国初期，即极力提倡佛教．从太祖至仁宗都尊奉佛教，既派沙门去印度取经，又设译经院，着宰辅大臣为润文使。还雕印大藏经，撰《崇释论》，提倡儒佛"迹异而道同"，护法度僧，使佛教于时兴盛起来。禅宗是北宋时期最为盛行的一个佛教宗派。它的理论简便易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到神宗时期，它已形成了"五家七宗"，且臻于成熟。到徽宗时期，已完成了北宋三灯，即《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的编撰工作。这些《灯录》，琅琅上品，乐于为士大夫们接受。因此，北宋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出家的佛门弟子和精通佛教理论的居士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大臣，其中张商英就是一个典型的崇尚释氏的护法丞相。张商英，兄名唐英，字谓次公，中进士第后，归还故里。英宗时，曾上书戒上，以无顾私亲，提为御史里行。唐英有史材，曾著《仁宗政要》、《宋名臣传》、《蜀祷机》，行于世。张南英少年受学于唐英，中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后，踏人仁途生活。《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五载：张商英初仕不久，因事进入佛寺，看到一帙一帙的《大藏经》庄严整洁地放着，于是他怫然曰："吾孔圣之教不如胡人之书耶?"面对浩如烟海的《大藏经》，张商英百思不解，夜坐长思，凭纸搁笔。妻向氏问曰："何不睡去?"张商英答："吾正欲著无佛论。"向氏曰："既言无佛，何论之有?当著有佛论。"张商英默而止之。后来又见佛龛前的《维摩诘经》，信手开视有云："此并非地大也不离地大。"倏然会心。后借归细读。向氏曰；"读此经始可著无佛论?"商英闻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维摩诘经》是一部宣扬非有非无的中道观点的大乘经。东晋的支敏度认为它是"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姚秦时的僧睿还把它当作学习佛教理论的"启蒙"读物；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说它是国君推行"至治"、宣扬"道化"的精神武器；近代的鲁迅先生也指出，它是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三种小玩艺之一。可见，它历来为高僧大德、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所尊崇。还有人说《维摩》、《楞伽》、《圆觉》是"禅门三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它对禅宗的形成起过巨大作用。这也是张商英习禅的一个原因。《维摩诘经》是使张商英崇奉佛教的一个原因。这与它的内容有密切关系．《维摩诘经》的主人翁是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是维耶离大城的一位长者。他精通佛理，甚至高于佛菩萨的水平，他神通广大，连诸佛菩萨也能调动，他辩才无碍，把吃喝嫖睹也能说成是人俗化人。总之，《维摩诘经》神化了寄生者的生活，美化了伪君子的品格，勾通了世间和出世间的渠道。维摩诘的思想体系，符合了处于两党斗争中、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张商英的思想．所以，张商英就一读即合，深信不疑。到处求师涛道，学习禅理了。张商英喜欢谈禅。一日，路过分宁(今江西修水县)，请五院长老就云岩说法．张商英见兜率从悦禅师身体短小，遂曰。"闻公聪明善文章。"从悦笑曰；"运使何至失言，从悦临济九10：孙，对运使论文章，正如运使对从悦论禅也。"商英内惭，佯不领曰："师是临济九世耶?"是夜宿兜率，语及宗门事，至夜深入静之时，从悦焚香礼拜，请十方诸佛作证，且谓商英曰："东林即印可明公，公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独脚颂，德山托钵话，未能无疑?"从悦曰；"只如末后句，是有：耶无耶?"商英曰，"岂不是有了"从悦大笑归丈室，闭门而寝。商英辗转无寐，五更下榻触翻踏床，忽然有省，为之顷曰："鼓寂钟沉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话，莫是遭他授记来。"遂扣门曰；"商英已捉得贼。"从悦曰："赃在甚处?"：街英无语。翌日复举前颂．从悦日："参禅只为命根，不断依语：主解。如是之说公已深悟，然至极微细处，使人不觉不知堕在区宇。"后来，从悦作颂证之曰；"等闭行处步步皆如，虽举声色宁滞有无。一心靡异万法非殊，体分体用英作精粗。临机不碍应物无拘，是非情尽凡圣皆除。谁得谁失何亲何疏，抬头作尾指实为虚。翻身魔界转脚邪途，了非逆顺不犯功夫。"张商：寞见兜率从悦掸师懂些掸理，又与自己情投意合，便拜兜率从悅禅师为师父。兜率从悦禅师知张商英为运使，也乐意收其为徒．所以语以验商英："一日拔草瞻风，只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什么处?二日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时怎么生脱?三日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什么处去"检验结果，张商英成了兜率从悦禅师的得法弟子。兜率从悦禅师，俗姓熟，赣州人，为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足，而江西老宿为南所深许者有数十人。因此，商英历泜之．后来老宿略尽，传南学者乃奔走推商英，谓商英得兜率从悦之传，称为"相公禅"。张商英事事不甘居于人下，在习禅方面也想出人头地。《春渚纪闻》曰："张无尽丞相为河东大漕日，于上党访得李长者古坟，为加修治，且发土以验之，掘地数尺，得一大盘石，石面镌天觉，二字，故人传无尽为长者后身。""李长者，唐代著名居士"，将著论释《华严经》，把经囊挂于虎背上，曰："可与吾择一栖止处。虎望神福山原直上二十余里，止于土龛。后化龛中。"由此，后人以为李长者是一个神异之人。张商英为了登上高位，像武则天一样利用石镌"天觉"的符瑞现象，把自己神化成了长者后身。元祐二年(1087)九月，张商英自太原出案寿阳，至方山昭化院。昭化院即李长者造论之所。他于破屋下掘得《华严决疑论》，疾读之，疑情顿释。次年，他又去神福方山寺访得长者遗像，且立古殿三间，长者堂三间，又为长者撰碑泐铭，企图得到佛菩萨的佑护，改变被贬职的窘境。可见，张商英具有佞佛思想。张商英佞佛喜禅，常和禅师谈论佛教义理。《五灯会元》卷第十九载：政和间谢事，(昭觉寺克勤佛果禅师)复出峡南游。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舣舟谒之，剧谈噬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币币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一e："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师曰；"不见云门遭，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张商英志大才疏，对于《华严经>)的四法界与禅的关系没有真正弄懂，反而对"手把猪头，口诵净戒"等语感到是美哉之论，可见他也是一个维摩诘式的菩萨。《五灯会元》卷十四还说：(大洪报恩禅师)素与无尽居士张公商英友善，无尽尝以书问三教大要。曰：《清凉疏》第三卷，西城邪见，不出四见，此方儒遭，亦不出此四见，如《庄》、《老》计自然为因，能生万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极生两仪"，太极为因，亦是邪因。若谓"一阴一阳之谓遭"，能生万物，亦是邪因。若计一为虚无，则是无因。今疑老子自然与西天外遭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无欲则常，有徼则已，入其道矣。谓之邪因，岂有说乎《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阴阳变易之道为邪因，拨去不测之神，岂有说乎?望纸后批示，以断疑网故也。澄观国师在《华严经疏》第三卷中说，儒道也不出四见。商英对此有所疑惑，向报恩禅师致书请教。报恩禅师答：西城外道宗多途，要其会归，不出有无四见而已。谓有见、无见、亦有亦无见、非有非无见也。盖不即一心为道，则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诸法是心，则法随见异，故名邪见。如谓之有，有则有无。如谓之无，无则无有。有无则有见竞生，无有则无见斯起。若亦有亦无见，非有非无见，亦犹是也。夫不能离诸见，则无以明自心。无以明白心，则不能知正道矣......故西天诸大论师，皆以心外有法为外道，万法唯心为正宗......以明佛法是为正道。报恩禅师认为三界唯心，万缘一致，心生故法生，心灭故法灭。因此，以虚无为道，道则是无；以自然、太极、阴阳为道，道则是有；常无常有，则是亦有亦无。所以儒道不出西域四见，故为外道。于此，傅山先生说：报恩麻烦，所官一个"心"字，必是有耶，无耶若以《金刚经》"诸心非心"问之，又当何答张商英问，便是寻着扫兴，自己无真实见解，向他人索个明白，那得明白成。且道者报恩萝萝莎莎，叽喃了个临了。又劳他周旋，瞎捣情怀几句，明眼人只会一笑。傅山认为张商英没有真才实学，向报恩禅师请教，是自讨苦吃。报恩的回答哕哕噱，也没有讲得明白．傅山又说：总之者四椿，说有耶，也有无时，说无耶，也有有时，说亦有亦无耶，不是；说非有非无耶，也不是。要之这四椿，实实都有个影子，都可以官语立得。名色之是一个"见"字，与。悟"宇有差别。<金刚经》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只是破得一个"见"宇。就者四椿说来，悟后也无非有非无，也无亦有亦无，也无有，也无无，故以无为法。若圪塔住此句，则以"无"为法，又是一个"无"耳。傅山以《金刚经》的"诸心非心"来看四见，认为"四见"也是无，但绝不可以执著。无"，否则。无"也是个。有"。这是因四见实实有个影子，如水中月、镜中花然。通观张商英与兜率从悦、克勤禅师、报恩禅师的对话和傅山对他的看法，张商英的佛学理论水平不高。但也不是一窍通。因为赵戴文说：旧有噬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起自宝积菩萨，讫于刘蚪、陈雄。其中禅师如临济黄蘖若纳，居士如王曰休、李文会、张无尽诸作，最为亲切详析。张商英佞佛喜禅，维护佛教。当"周重实为察官时，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禁止，且请毁近日所铸铜器。张天觉极论其不可，恐因官司临迫，坏及前代古器。重实言既不行，且愤懑不平，谓同列日；"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钹儿磬儿为佛寺中的打击乐器，所以天觉愤懑不平，大加反对。五台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所以张商英更是极力维护五台山佛教利益。五台山在山西境内。元祐二年(1087)五月，张商英以元祐更化被贬为河东提点刑狱，八月至部，十一月即诣五台山金刚窟。因为天气严寒，恐冰雪封途，只住了一宿，遂离开了五台山。《续清凉传》卷上说："商英，元樁丁卯二月，梦游五台山金刚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虑所不到，觉而异之，时为开封府推官......后五月，商英除河东提点刑狱公事，十一月。即诣金刚窟，验所见者，皆与梦合。"验所见金刚窟与梦如何，是张商英第一次上五台山的原因。张商英也像武则天一一样梦游五台山，且"皆与梦符"，是在宣扬灵瑞感应。神化自己。元祐三年(1088)六月二十七日，张商英第二次至五台山，于夕阳西下时在金阁岭见到金桥和金色相轮，暝夜又见到霞光三道。六月二十八日至真容院，酉后见龙山出现黄金宝阶。戍初又见到圣灯、金毛狮子及天龙八部。二十九日在东台又见到五色祥云、圆光。七月一日在西台见到碧琉璃世界。 日暝又在北台见到金灯、银灯及火珠。七月初三，登上梵仙山，还见到菩萨队仗。初五、初六，在佛光寺和秘魔岩又见到上述的一些灵瑞现象，如在一定时间、地点、阳光、水分等条件下形成的磷火、五色圆光、五色云彩。因其发生在文殊圣地，加以宗教迷信，遂人们称之为圣灯、"文殊摄身"、"五色祥云"、"琉璃世界"、"化城"之类的罕见现象。再一部分是由宗教感情所形成的幻觉，如菩萨仗队等等。第三部分是利用宗教迷信所制造的谎言，如张商英一乞即应的金灯之类。《续清凉传》卷上闩："商英更衣俯伏，虔于初请，忽于崖左见等身白光菩萨立于光中。如是三现，商英得未曾有。即发大誓愿如前，又唱言曰：我若于往昔真是菩萨中眷属者，更乞现殊异之相。言讫，两大金灯照耀崖石。商英又唱曰；若菩萨以像季之法，嘱商英护持者，愿愈更示现。言讫，放两道光，如闪电。一大金灯，耀于崖前，流至松梢。"张商英是文殊菩萨眷属的化身，所以他能够任意调遣各种奇异现象，张商英是文殊菩萨眷属的化身，所以他要护持佛法，特别是护持五台山的佛教，张商英是文殊菩萨眷属的化身，所以他应该升官发财居于人上。这就是张商英宣扬灵瑞现象的目的。张商荚宜扬灵瑞现象的效果，使五台山进一步成了宇内著名灵山。因此，宋代至五台山的僧人，特别是日本僧人至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瞻礼圣迹。这与唐代僧人至此学法的目的是截然不同。五台山为中国佛教圣地。自后魏北齐隋唐，至于五代以前，历朝兴建，有侈无陋。"我太宗皇帝，既平刘氏，即下有司蠲放台山寺院租税。厥后四朝，亦罔不先志之承。比因边悴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丘．所有开畲斩伐发露龙神之窟宅，我等寺宇中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则我师文殊之教，不久磨灭。今公于我师有大因缘，见是希有之相，公当为文若记，以传信于天下。后世之人以承菩萨所以付嘱之意"。五台山位于北宋与辽对峙的边境地区，驻扎着不少守边军队。"比因边臣谩昧朝廷，其地为山荒，遂摞夺其良田三百余顷，招置弓箭手一百余产。因此逐寺，词讼不息，僧徒分散，寺宇隳摧"，田五台山出现了凄凉困境。五台山僧人为了改变这一窘境，向张商英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请求上疏照顾，二是请求作文以记五台山的灵瑞现象，大造舆论，宜传五台山。张商英也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破邪宗扶正法"，维护五台山佛教，欣然同意。这就是作《续清凉传》的由来。《续清凉传》成于元枯三年(1088)八月。《传》成以后，张商英"遣人以锦囊盛一本，赍疏一通，以八月二十八日"送至五台山真容院文殊像前。同年十一月八日，张商英又将"自塑泥像"及发愿文出按民兵送至真容院，作为他对五台山的补报。元祐四年(1089)夏六月，张商英因并亢旱去五台山祈雨，以安奉了罗喉寺的菩萨圣像而三祈三应，真是灵验极了。张商英的《续清凉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记述了他在元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前三上五台山的活动及其所见到的文殊灵应瑞相和《清凉山赋》并《诗》及《题古并净明塔律诗》一首。下卷记述了张商英于元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次年六月至五台山送《传))、《圣像》、祈雨和奏请归还五台山寺院三百顷良田的情况．下卷还有《附传》，记述了<<续传》刊行以后，人们纷至沓来五台山瞻礼圣迹的结果。总之，《续清凉传》是一本宣扬灵瑞感应的读物，远远比不上《广清凉传》，更不及《古清凉传》的学术价值高。但它对于宣传五台山，振兴五台山佛教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松溪老人文琉所述："帝闻重加修葺，庄严土田，倍加先帝，山门荣耀，缁侣汪洋。自此洪岩巨壑，峭壁荒溪，古之伽蓝，无不周备。可谓名高百代，道光千载。朝臣奉信竞趋宝方。"五台山佛教借张商英的宣传又得到了兴盛。而张商英也因是"菩萨眷属"的神化，扩大了他的影响，后来他终于当了乙天丞相，以张商英的思想来看，这也是文殊菩萨保佑的结果吧!
第三节 佛教宗派
北宋时五台山的佛教得到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诸帝的扶植利用，又得到丞相张商英的维护弘扬，所以又出现了恢复．发展景象。其时，较盛的佛教宗派有华严、唯识、天台诸宗。华严宗 北宋时盛行的华严宗是澄观弟子宗密一系。宗密思想的特点是倡导禅教一致。宗密门下有长水子璇。长水子璇沟通了噬圆觉》、《起信》理论，其门下有晋水净源。净源(1011一1088)，俗姓杨，字伯长，山西太原人。早年依东京报恩寺海达大师披剃，后至五台山，受华严于真容院承迁法师，次见横海明覃，后谒长水于璇法师，学得《华严》奥旨。他受到子璇影响，推崇《起信》，主张以马鸣为初祖的七祖之说。合华严证圣、正元二疏为一，以便观览。又制《华严》、《楞严》、《圆觉》三忏法及《法华集义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么般若》等经。他曾主持杭州慧因院，易禅为教，阐扬圆顿极旨，遂使：菹风大振。时有高丽国王第四子僧统义天(1051-1101)于元檣初年人宋，上表乞学贤首教义，以便归朝以后弘扬该教。经东京诚法师的推荐，义天就学于净源门下。澄观国师的《华严疏钞》，经过武宗灭法、五代季世，久已散坠，义天持至咨决，才得复全。义天学完归朝之时，赠于净源法师金书《华严经》的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于是净源法师于慧因寺建阁保存起来。因此，时称净源法师为华严中兴之祖。由此，五台山的华严之遭便传到朝鲜行于***了。唯识宗 唯识宗是玄奘三藏和其高足慈恩大师窥基共同开创的一个佛教宗派。五台山的唯识宗自窥基法师开创以来，虽经武宗灭法，五代更迭，但讲学《唯识》、《因明》、《百法》诸论的僧人还是相继不绝，到北宋时尚有清凉寺的成觉大师。成觉，俗姓张，代州人。少时即诵嚷金刚》、《般若净，后依清凉寺慈懿希公为师．因听讲调御丈夫四事(近知识、问正法、思义理、如说修行)，坚定了学习佛教义理的信心。后依明教大师学习唯识，洞明底蕴，弘扬其道。他曾说："学者志于道，持心有三要，曰大，日专，曰远。大则佛祖得处，我必当得，不为人天小利所牵。专则唯究一事，不为名相所引。远则以证为期，死而后已。具此三心，必能至道。"这是他留给人们做学问的方法，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这也是五台山僧人的一个高贵品质。天台宗 天台宗是天台山智者大师创立的...个佛教宗派。它尊奉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法华经》的中心思想是根据"般若"智慧，采用中道正观的方法，求得渚法实相。五台山的天台宗自唐代志远法师以来，五代吋有光屿大师，入宋以来又有慧悟大师。慧悟，俗姓李，从小即诵牛妙法莲华经》，龆童之年出家于五台山真容院，勤学好问，戒慧精明，时无有两。元祐初年，哲宗诏人内庭，宣阐称旨，赐于紫衣、僧正之职。但他不为名利所牵，力辞获免。崇宁改元，徽宗又诏赴京师，他又以老病固辞，后于佛道店迁化。徽宗闻之。伤悼不已，敕令还龛五台，建塔供养。鉴于他受到哲宗、徽京崇敬，所以五台山的佛教也得到皇室支持而兴盛起。
第四节 妙济大师与《广清凉传》
妙济(999一?)，法名延一，北宋中叶五台山真容院僧人．大华严寺坛长、赐紫沙门。郄济川《广清凉传序》中说："其人纯粹聪敏，博通藏教，讲说记问，靡不精诣。"在日本僧人成习、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中载，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十九日，成寻至真容院，"午时于副僧正房斋，客妙济大师延一一坐，生年七十四"，是五台山的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法师，著作有《广清凉传》三卷。郄济川《广清凉序》中又说：济以夙缘薄祐，生逢遗法，尚繇羁官，得寓灵峰，时会博闻，遍穷异迹，思得纪述，以惊后来。而年纪寝深，简编几坠。独有唐蓝谷沙门慧祥作《传》二卷．颇成伦理。其余亦有传记。皆文字舛错。

辞意乖谬。惜乎!大圣之化迹，高士之遗踪，将湮灭乎! 慧祥所谓"时无好事，使芳尘委绝"。信哉!济川慨其若是，乃访得真容院妙济一公。其人纯粹聪敏，博通藏教，讲说记问，靡不精诣。因请公采摭经传，收捃故实，附益样《传》，推而广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隆世因地，终以巨宋亲逢化相，名曰《广清凉传》．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木开版，印施四方。俾师心三宝者，睹之益信向尔．时圣宋嘉祐纪号龙集庚子正月望日谨序。郄济川以"朝奉郎尚书织局员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监兼兵马都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前勾当五台山寺司公事"等职，驻踢五台山，"时会博闻，遍穷异迹，思得纪述，以惊后来，而年纪寝深，简编几坠"，"大圣之化迹，高士之遗踪，将湮灭"，以涛得五台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延一，请其摘取经传，收集史料，附益于《古清凉传》中，推而广之，故名《广清凉传》。：郊济川的《广清凉传序>)冠于传首，作于嘉祐五年(1060)正月十五日。由此推知，妙济大师延一的《广清凉传》三卷，成于嘉祐四年(1059)。《广清凉传》是《古清凉传》的扩充，从文字上看，是哎古清凉传》的三倍，从内容上看，卷上有：一、菩萨生地、见闻功德。二、菩萨应化、总别机缘。三、菩萨何时来至此山。四、清凉山得名所因。五、五台山四綞、古圣行迹。六、五台境界、寺名圣迹。七、释五台诸寺方所。卷中有：八、菩萨化身为贫女。九、天女三昧姑。十、安生塑真容菩萨。十一、牛云和尚求聪明。十二、佛陀波利人金刚窟．十三、无著和尚人化般若寺。十四、神英和尚人化法华院。十五、道义和尚人化金阁寺。十六、法照和尚人化竹林寺。十七、亡身徇道僧俗。十八、州牧宰官归信。十九、高德僧事迹。卷下有：十九之余、高德僧事迹。二十、高德尼事迹。二十一、南宋僧俗所睹灵异。二十二、灵异桑木。二十三、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这和《古清凉传》比较，显然是资料丰富，叙述条理，内容增加。其增加的内容主要有；一、文殊身世、功德和五台山的关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清凉传》认为五台山佛教兴起于北魏，而《广清凉传》则推前至汉明帝时。此说比北魏说把五台山佛教推前了四百年，但有所失实。其根据详见"五台山佛教的渊源"。但《广清凉传》为僧人所作，信仰所致，是可以理解的，姑且算作一说吧。二、慧祥的《古清凉传》约成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到妙济大师重编成《广清凉传》的嘉祐五年(1060)，五台山佛教已经过了三百八十年的历程。在这三百八十年中，唐代宗和德宗时代，是五台山佛教的鼎盛时期，"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成了全国佛教的"首府"和与印度灵鹫山媲美的世界佛教圣地，影响到南亚、东亚，文殊信仰成了东方各民族佛教徒的共同信仰。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也使五台山佛教衰落。唐宣宗大中初年的恢兴佛教，又使五台山佛教复苏。五代时期，战争不断，朝代更换频繁，也影响了五台山佛教的恢复发展。宋朝的建立，特别是太宗、真宗、仁宗对五台山佛教的扶持。才使其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总不如唐代那样兴盛了。妙济大师的《广清凉传》就比较翔实地记述了这段五台山佛教的历史活动，为我们研究唐宋之间的五台山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提供了不少珍贵资N．再是，《广清凉传》的最后部分"大圣文殊师利古4"赞颂"，不仅补充了晋支道林的《文殊像赞并序》、殷晋安的《文殊像赞》和郄济川的《文殊师利赞》，而且又增加了前代州管内僧正胜行大德明崇撰的《续遗》一篇，这就使《广清凉传》记述五台山佛教的时间延长到了金熙宗天眷末年，即延长了八十年，故说《广清凉传》记述了唐至金初五台山佛教四百四十年的历史。三、《广清凉传》不仅增加了许多新内容，而且也充实了《古清凉传》中的不少史料。如关于武则天的史料，《古清凉传》中仅有一句"千载之后，知圣后之所志焉"，而《广清凉传》则有两处：一是"长安二年，遣使于五台山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株，移于禁掖。奇香异色，百品千名。令内道场栽植供养。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显庆设斋，乃供一万菩萨。是日，忻代诸处，巡礼僧数盈一万，皆云万圣赴会。普施一环钱，一万缗，别施菩萨。内侍与州县，具达朝廷。由斯灵瑞，台山复兴"。二是："长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长史，奏重修葺(清凉寺)，敕大德感法师亲谒五台山，以七月二十日登台之顶，僧俗一千余人，同见五色云中现佛手相，白狐白鹿驯狎于前。梵响随风，流亮山谷。异香芬馥，远近袭人。又见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复见菩萨，身带璎珞，西峰出现。法师乃图画奏闻，帝大悦，遂封法师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尸，请充清禅(凉)寺，主掌京国僧尼事．仍敕左庶子侯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琢玉御容，人五台山，礼拜菩萨。至长安三载，送向清凉山安置，于是倾国僧尼奏乞送之。帝不许，以雁门地边猃狁，但留御容于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间供养。于五台山造塔建碑，设斋供养，是知真境菩萨所居，帝王日万机之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矧余凡庶，岂不从风，一游净域，累劫殃消，暂陟灵峰，多生障灭者矣"．充实了武则天祟奉、扶持五台山佛教的史料。再是对于高德僧尼的法绩、诸寺方所、奇花异草、灵药渠木等等，都叙述的比较详细准确、条理分明，等等。这里就：卜再一一指出了．总之，《广清凉传》比《古清凉传》详细丰富，宗教色彩浓厚，是它的一个特色。
第五节 杨五郎出家五台山质疑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五台山楼观谷的左侧，有座蜚声中外的寺庙，名叫太平兴国寺。太平兴国寺原为宋沙门睿谏结庐之处。后因睿谏得到北朝宁王与夫人及北汉主刘继元的资助而募工修建，以寺侧有泉名曰鹿泉，故名鹿泉寺。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五日，宋太宗讨平晋地，师乃躬诣行宫(即太原平晋寺一一引者)请见，上问台山兴建之由，师奏对称旨，又蒙恩赐甚厚，寻赐额太平兴国之寺"。山太平兴国寺内有正殿二间，内供"一佛及十八罗汉塑像，并有石雕文殊像一尊。东配殿三间祠关公，西配殿三间祠五郎"。寺内共有殿堂房屋五十余间，五郎铁棒一根，长八尺，粗寸半，有裂痕一上有铸字"共重八十一斤，段思礼造"。后因战备需要毁寺，五郎铁棍移置显通寺。鉴于太平兴国寺内有五郎寺，所以有人误此寺为杨五郎出家之处，并说释睿见为五郎之师(详见《五台山导游》第5659页)。其实，这一观点，早见于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及《杨家将演义》、《昭代箫韶》和元代宋凯的《吴天塔》小说杂剧之中，又见于明代高僧镇澄的《清凉山志》卷二和清代的《乾隆一统志》卷一百一十六。其曰："太平兴国寺，宋释睿见居此。相传为杨延郎之师。"民国年间，沌谷居士还说："太平兴国寺西庑供杨五郎像，盖其出家之地也。所用铁棒重八十一一斤．度置座旁。《宋史》杨业战死朔州，其子延玉亦没焉。事闻，官其六子，其后延昭袭父职，护北边二十余年，多战功，边人号为杨六郎。延昭有子曰文广，并与盲词小说相合。惟不载五郎出家事，或者延玉没蕃未殊死，遁而栖禅于此耶?中国所谓正史者，不过一姓谱牒首从之谀墓文而已。其诬罔殊漏不足信，爪与盲词小说相等。又乌得以其所不载者，斥为子虚乌有哉!"睿见并非睿谏。《广清凉传》卷下曰："释睿谏，俗姓刘氏．云州人也。"以"志经轩冕，性乐林泉，辞亲出家于五台，礼真容院僧统大师继颐为师。"继颐卒后，睿谏结庐于楼观谷。后又修建了白鹿寺即太平兴国寺，其生于后晋天福七年(942)，卒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俗寿六十六，僧腊四十九。《广沾凉传分卷下所载事实与《清凉山志》和《乾隆一统志》所记事迹相符，唯睿谏讹为睿见。《广清凉传》是清凉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赐紫沙门延一重编，成于宋嘉祐四年(1059)，距睿涞逝世只有五十一年，而明代高僧释镇澄的《清凉山志》作于万历丙申(1596)秋，距睿谏逝世长达588年，可见《清凉山志》所载睿见讹也。《余嘉锡论学杂著》也指出；释镇澄的《清凉山志》、《乾隆一统志》和《钦定清凉山志》，"不知宋太宗所为造寺者，名睿谏，不名睿见"，"以官修之书，诞妄至此，岂不大可笑哉"。杨五郎为杨业之子，杨家父子忠于大宋王朝，誓死保卫：化疆领土。在此，自宋元明清以来，杨家将的英雄业绩家喻户晓，称颂不绝。五台山为北宋王朝边防重镇。杨业，并州太原天，忠烈武勇，有智谋，所以深得人民群众爱戴。又杨业曾任代州驻?自兵马都部署，还率领其子及宋军于五台山地区平定过契丹侵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五台山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寄托对他的哀思，就在五台山修建了令公塔、五郎祠，还把街道定名为杨别狱。那么，五郎是否真的出家于五台山呢?杨五郎，沌谷居士认为是杨延玉。《宋史．杨业传》载，雍熙三年(986)八月，杨业在朔州陈家谷口对萧太后作战，不幸"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没"者，通"殁"。《余嘉锡论学杂著》也曰："延玉先战死。"常征哩杨家将史事考》也曰；"延玉早年战死朔州。"足见，"延玉没蕃未殊死，遁而栖禅于"五台山之说不可致信。杨五郎，《乾隆一统志》认为是杨延郎。杨延郎，因"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闰十月己已，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壬申，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郎，不得斥犯"，故改名杨延昭。杨延昭，幼时沉默寡言，儿时多作军事游戏，杨业曾说；"类我。"杨业每次出征，都要带他。因此，经过多次战争的锻炼，很快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太平兴国五年(980)以后，补供奉官。雍熙三年(986)，杨业率军北伐应、朔二州吋，他人先锋。端拱、淳化间，他先后出知景州、淮南都巡检使、知定远军。咸平二年(999)，调任为保州(今河北安新)沿边都巡检使。咸平三年(1000)，调任为莫州(今河北仟丘县)刺史咸平六年(1003)，任保州、威虏、静戎军沿边都巡检使，后徙宁边军部署。景德元年(1004)，萧太后和辽主耶律隆绪率军十万南侵北宋，延昭不顾届辱妥协的澶渊之盟，独率一万骑兵"抵契丹界，破古城，俘馘甚众"。次年，升为莫州防御使，俄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史评"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引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及卒，真宗甚为悼惜，使中使护棺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延昭一生，转战疆场，抗击辽军，保卫边防人民，建立厂不朽功勋。世人多不读史，误以盲词小说为真，讹传其出家十五台山。杨五郎，小说则为杨延德。《宋史．杨业传》载，杨业有子七人，其子延玉，战死朔州，其子"延郎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瓖(应为"环"一 引者)、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可见，杨延德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事情，也是盲词小说杂剧的塑造而已。
第六节 日本僧人至五台山巡礼求法
北宋时候，入宋至五台山的日本僧人有裔然、寂昭、成寻等三行．他们至宋的最大目的也不是像人唐僧那样为国求法，而是像五代时的人华僧那样为了消除罪障，后世独得无上菩提而来巡礼圣迹的。裔然，日本东大寺僧人，先学三论，从受密乘于元呆法师。日本圆融天皇永观元年(983)八月，他为了修行，"愿参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愿次诣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遂偕同弟子成算、祚一、嘉因，乘宋商陈仁爽、宋仁满之船人宋。首先至台州，朝拜了天台山，至国清寺，瞻谒了智者大师真身堂、真像和自出血书的小字《法华经》。十一月。抵达扬州开元寺，住在地藏院。又至龙兴寺，礼拜了佛牙舍利。十二月，到达宋都汴京(今开封市)，晋谒了宋太宗，献上记载日本国体的《王年代记》、《职员令》、《孝经郑氏注》各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和铜器十余种，并以书回答了宋太宗的询问。太宗甚为感叹，遂赐紫衣，授"法济大师"之号，馆于太平兴国寺．雍熙元年(984)正月，奉敕巡礼汴京大小寺院。三月，敕准朝拜五台山。于是，他同其弟子祚一、成算、嘉因一行四人，同至五台山，朝礼圣迹，瞻谒了文殊现瑞。后至洛阳白马寺，礼谒了摩腾、法兰道场。又参观了洛阳龙门大佛，瞻谒了善无畏的真身塔。于东都禁中，瞻仰了旃檀佛像。而成算还在东京太平兴国寺从印度那烂陀寺三藏法天，学习悉昙梵书。又从翻经三藏大德赐紫令遵阿阉梨察受两界瑜伽大法及诸尊别法。嘉因还受了五部秘密灌顶，学习了显密诸法，学通了汉语。他们师徒三人在宋四年，于花山天皇宽和二年(986)七月，乘宋商郑仁德之船回国，带回了宋太宗救赐的开宝版噬大藏经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和旃檀释迦像、十六罗汉画像折木等物。第二年，即一条天皇永延二年(998)二月八日，裔然又遣弟子嘉因与宋僧祈乾塔同乘宋商郑仁德之船人宋，向宋太宗献土物。以报优遇之恩，并求新译之经。同时，嘉因又至五台山，还举行了施财供养，以祈冥福。裔然弟子祚一在宋七年，后于永祚元年(989)，带着所求<药师仪规》，乘宋商之船回国。总之，裔然一行四人的人宋礼五台，既完成了为个人修行祈福的夙愿，又给日本带回了不少宋版经书。再是裔然和成算师徒至五台山返曰后，裔然大师想把五台山圣境移植到日本，改称爱宕山为五台山，并创建一座寺庙，名为清凉寺，安放他从宋请回去的旃檀瑞像。可惜没有遂愿，他就圆寂了。弟子成算继其遗愿，向天皇请求把原来的栖霞寺内的释迦堂改名清凉寺，供上旃檀佛像。天皇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该寺的山门上就挂起了"五台山清凉寺"的匮额。这就促进了日中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同时，他们也赠送了北宋王朝一些书籍，宣传了日本的国体、国情、书法等文化，从事了中日文化交流。还向五台山佛教施财供养，促进了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增进了五台山佛教和日本东大寺等佛教团体的友谊和交往。寂昭，俗名定基，谏议大夫江齐光之子，官至参州刺史。因失配厌世，割冠出家于睿山源信，初肆讲学。长保四年(工002)三月十五日申请人宋，"巡礼五台山"。山次年五月，偕其弟子念救、元灯、觉因、明莲等七人，乘宋商之船，从肥前出发人宋。九月抵达明州，景德元年(1004)到达汴京，晋渴宋真宗，献上无量寿佛像，深青色纸写的《法华经》和水晶念珠等物，应对称旨，深得真宗欣慰，遂赐紫方袍，授"圆通大师"之号，并批准巡礼五台山和天台山，且令所过州县供以食宿。于是，他们师徒七人便至五台山，瞻谒五顶，"参拜文殊化身"，巡礼圣迹。寻访名师大德。后至天台山。拜谒了四明知礼，请教了源信师父所托的天台疑问二十七条。因苏州一晋公钦昭德义，啖以姑苏山水之美。昭爱其奇秀，止于吴门寺"，㈠弘化传教，而令其徒三人回国送交源信师父知礼的答释．其徒念救在天台山大慈寺重建时，曾作为名僧使者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回日，请求布施。在获得左大臣藤原道长和大纳言藤原实资等的布施等物后，于同年七月再人宋至台，资助建成了大慈寺。元灯在宋弘化度人，也受到宋真宗的礼遇，赐予紫衣、大师之号并赞。后来圆寂于中国，遗像还受到中国僧人的供养。寂昭在宋三十余年，还升任了苏州僧录司。他深受晋公披襟厚遇，故以黑金水瓶赠之．诗曰；"提携三五载，日用不曾离．晓井斟残月，塞炉释碎澌。鄱银难免侈，茅石易成亏。此器坚还宝，寄公应可知。"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景拈元年(1034)，寂昭迁化于杭州清凉山麓．他们师徒三人留宋多年，但心向日本，曾多次给日本的藤原道长、野人若愚、卿源从信、关白赖通书信往还，交流中日文化，也表现了他们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成寻，姓藤氏，早年事师石藏文庆，禀受密教，系日本：大云寺僧人。三条天皇延久四年(1072)三月，成寻抱着"令迫六旬，余喘不几，宿缘所摧"，巡礼五台山、天台山的弥切愿望，携带着圆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槐然的《人宋日记》，偕其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一行八人，搭乘宋人孙忠商船人宋．同年十月一日，他同其弟子一行及殿直刘铎、商客通事陈泳和兵士二十人、御马十匹，奉各路州府县镇馆驿供给食宿的敕令，从汴京出发去五台山。他路经二府八州十九县二十驿五十六个马铺七座寺院，行程五千四百五十二里，晓行夜宿二十七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繁峙县宝兴驿，开始巡礼五台山。他在"西台见五色云，东台见圆光，光照寻身，光中现群菩萨，其数一万许。南台见金色世界"。次又参观了真容院的四重文殊门、宝章门、集圣门和太平兴国寺的文殊阁、浑金藏经、万圣阁、金佛阁及金刚窟的文殊阅宅并大华严寺，见其寺院宏伟高大，殿堂庄严华丽，珍贵文物甚多；寺内高僧济济，法轮常传，密教典籍颇多，佛教相当兴盛。他送给五台山佛寺砂金三两、银十两、唐绢三疋、钱三贯千文、《法华经》、皇太后宫的御经供养目录、太皇太后亮所付的镜、发、文等物，而五台山佛寺回赠他先帝御书《妙法莲华经》一部八卷、《舞无义经》一卷、《观普贤经》一一卷、《阿弥陀经分 一卷、《般若心经》一卷、《广清凉传》三卷、药三种、茶二二斤、菩萨石九颗，石提子三颗、药枕二、石四颗、烧石一颗、钱二贯、偈颂二首等等，充分表现了中日两国僧人的友好情谊。同年十二：月二日离开五台山，循原路回京。他在京都延和殿晋谒了末神宗，献上银香炉、木棍子、念珠、五香、水精、紫檀、琥珀、织物及显密法门六百余卷。神宗赐予他紫衣、绢帛等物，敕馆：厂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次年，又敕赐"善惠大师"之号，复加沛场监事，受到神宗隆重优渥。成寻还想再登天台山，在智者大师的道场中学习一年秘法；又想重游五台山，分别在五座台顶各作三七日法坛修行。所以，于次年十月．他托弟子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善久等五人和宋僧悟本，携带神宗致日本朝廷的国书和所赠的金泥《法华经》、锦锻二十疋、新详经书四日一十三卷及五台山佛寺所赠书物，并其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等物，乘宋商孙忠之船送回日本。成寻留宋九年，将其法华法传授给了汴京大相国寺东经藏戒律院座主圆则。在洛阳吋，还拿出源信的《往生要集》和《行状》，向中国僧人介绍其辉煌业绩，还拿出他抄书庆耀的梵字《不动》、梵字叹文殊真吉一分和《尊胜真言》各一卷，向中国僧人夸耀他的书法遒劲端丽。后厂元丰四年(1081)圆寂于汴京开宝寺，漆全身于传法院。成寻大师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曰文化交流，增进了口本人云寺和中国五台山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在五台山佛教史乃更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