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义学研究新局的启动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号拙道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其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也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此盖缘清末知识界对佛教兴趣日增，甚多人信仰由儒归佛，诚如梁启超所言：“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乃杨文会。杨文会的思想取向守持传统，即“教宗贤首，行归弥陀”。他学佛“启自马鸣（相传《大乘起信论》之作者）；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2]，因而具有诸宗圆融特征。在佛学义理方面，他主张“十宗” 平等说，这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但其所思所想在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上的最大意义，还在于从切身体验出发，感受到为克服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面临的重重危机，非有个人担当，以及纠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新生代为之一起努力不可。恰恰缘于此点，尽管他在实质上所启动的与传统义理诠释阐发有着质的区别的佛学义理研究新局，也许与他志在“复古”的初衷并不一致，但这正是历史走向与个人意愿有异的吊诡之处。就此，本文试从他所启动的刻经、办祇洹精舍、研究唯识学与创办佛学研究会四个面向以证明。

一、由刻经到《藏要》的整理编纂

首先，杨文会作为由士绅向现代佛教知识分子转变的代表性人物，他坚决主张，危机（末法）时代的佛教必须依经而行，规矩准绳，不容假借[3]。因而对哪怕诸宗祖师的言论，凡违经或被杨文会认为违经，均毫不宽容，表现出近代理性批判精神。因为佛经既是义理的载体，也是修行的指南。佛教虽与奉神启的“文本”为最高权威的宗教有别而更重视修行体验，但一味强调修行体验，也容易走上分叉路、歧路、邪路甚至死路。因此依经而行是他创办与坚持办好金陵刻经处的核心思想。他精心挑选、培养的弟子欧阳渐竭尽全力，整理出版《藏要》，以便佛教徒有规矩准绳，也正因得其心传。

杨文会自幼习儒。16岁时，父母强为娶妻。他青年时代适逢太平军与清军在其家乡——安徽石埭长期作战，他便协助父亲携全家几十口人外出避乱，其间四处颠沛，屡濒危难，备尝艰辛。然在漂泊流离中他也随身携带着各类书籍，包括佛典阅读。27岁时，其父去世，杨文会归葬后也身染疾病，病中得读《大乘起信论》，许多健康时不能理解的，此刻却豁然开朗。此后，杨文会一心向佛，成为知名居士。不久他到南京，与一批居士一起互相讨论佛学，“深究宗教渊源”[4]。这一深究，包括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的源头及其比较。他们深感基督教作为“文本”宗教，虽几经改革，尤其是欧美近代以来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其凝聚力、扩张力没有削弱，反而借助统一的，与浩瀚的佛藏相比简明得多的“文本”得以加强；而传教士在中国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尚在其次，基督教掌握的近代化传播手段的优势更令中国传统宗教难以有效抗衡。他们都亲见太平天国仅仅靠“拜上帝会”的组织与“唯一神”的宣传与暴力，已使大量佛寺、佛经被毁，而佛教则一盘散沙，佛教徒几无抵抗力。于此深感之下，他们决定，从自力能办到的刻藏经着手。于是，杨文会倾尽家产与这些同道一起，于1866年在南京城北延龄巷设金陵刻经处。先印行单行本、流通本佛经，以为普济。在此前后，江北刻经处（扬州）、毗陵刻经处（常州）、长沙、北京、天津刻经处也陆续建立，但均未持续下去。笔者认为，金陵刻经处之所以能够坚持，与杨文会刻经的核心思想异常明确有关，即佛教末流不依经典，“绝迹空行，纵横排荡，莫可捉摸”，如此，佛教凝聚力何在？[5]因此，才有起码十余年时时留意、栽培接法人，才有“《大藏辑要》，未睹成书，心颇戚戚，及得同志三人，承认分任，则熙然微笑”[6]。可见，《藏要》的编纂自杨文会到欧阳渐一脉相承。杨文会在世时已见日本印行《续藏》达一万余卷，也认同其新的编纂模式及其借鉴的近代化印刷方法与传播手段，但他认为，“似驳杂，特加以选择，归于纯正，详订书目，编辑提要，以示门径”[7]。这既继承了佛教目录学的传统，也开创了佛经基础研究的新局。日后欧阳渐（1871-1943）在《大藏》与《续藏》中精选要典，继承其遗愿办理，使《藏要》之精审、校勘之精细、考订之严谨，令日本学者也不得不佩服，也使中国的佛经版本、校勘、目录学一时居于世界前列。在杨文会逝世后的20多年中，欧阳渐夙夜不敢康，刻成经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诸科要典，皆发明要义，作成叙言。“自1927年起，欧阳渐即组织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经中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一套精要的佛经丛书《藏要》。原计划将菩萨藏、声闻藏中之经律论、西方此土著述，抉其要分为六辑，因战争等原因，实际上只编成三辑。

刻印佛经以弘扬佛法乃中华佛教传统，古今都不罕见。唯金陵刻经处一以近代视界精选，二在精研基础上作提要导读，三经精勘精校然后付印，此皆为难得。因此它能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硕果仅存，迄今已150年。人们期待着金陵刻经处能重新接续杨文会的思想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