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铲除“一贯道”

1950年北京铲除“一贯道” 2014年06月08日10:14来源：辽宁日报

原标题：1950年北京铲除“一贯道”

批判大会上，群众对一贯道罪行进行控诉。

抓捕一贯道邪教骨干会员。

为敛财麻痹群众

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 “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 “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

仅6年的时间，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1936年，见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 “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入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入道求安。

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从此，一贯道成为他敛财的工具。

成为反革命工具

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北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

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曾给道长张五福当过8年“三才”的高永周最近偷偷从保定返回北平，藏匿在城内西河沿8号。调查组立即意识到，高永周可能成为揭开一贯道肮脏黑幕的突破口。 8月26日，高永周被请到了派出所。

高永周交代，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张五福的住地，由他控制着。总坛下设了成百上千个分坛和家坛，每个坛都设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抗战期间，因为发展太快，张五福感觉难以掌控，于是重新排序，把全市道坛按照“七善”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和“廉”七大坛。每个大坛设一个“善长”，并且配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在内的“一套班子”。 “善长”负责管理下一层的道坛。“七善”又被划成8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一名“代表”。这样，7个“善长”和八大中心“代表”帮助张五福掌管全市的道务。

一贯道的大小坛主多是城镇富豪、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等，为了多“渡人”，他们散布“入道避灾免祸”、“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谎言，并利用手中权势强迫群众入道。

道徒们一入道便成为敛财的对象，“入道费”、“功德费”、“行功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费用五花八门。仅入道时每人交的 “功德费”一项，就合10几斤白面。当时北平市共有20多万道徒，“功德费”聚合起来就有5万袋白面，大多落人少数道首账下。

公开与人民为敌

1949年4月的一天，张五福在王府井大街德丰西服店楼上秘密集会时说：“天时紧急，我将不出面了，以后道中事务统由王钟麟负责，单线传道。 ”又以“师母”孙素珍的名义发布“防魔考”，要求道徒“不忘宏愿忍辱待时”，遇考时要“咬紧牙关，虚虚实实，只承认错误，不承认罪恶”。

此时，仓皇出逃的孙素珍由四川潜回北京筹措活动经费。在北新桥头条28号其秘密落脚处召集北京主要道首开会，指派王钟麟、马书鲁等5人为核心小组。并在全市各坛搞 “渡大仙”活动，先后渡了“杨六郎”、“白凤仙”等“神仙”73名，骗取黄金730两。

“渡大仙”活动中，孙素珍和张五福以“喻、训、条”的形式，通过王钟麟等人向城郊各坛发指令，传播谣言，“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

一贯道散布的谣言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西郊的道首炮制了 “黑龙大侠舍圣水给人治病”的谣言，使许多农民放下农活，成群结队到山里取“圣水”。这年的雨水大，一贯道造谣说是“天意不顺”，雨水冲刷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一贯道说：“石狮子流泪，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产党也长不了。 ”

正当调查组到处取证的时候，一贯道又放出了谣言：“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 ”这则谣言一时传遍北京城，每天傍晚的时候，大人小孩儿纷纷拥向鼓楼，观看鼓楼顶上的烟气升腾、弥漫，北京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闻讯而来看究竟。一时间，鼓楼附近人满为患，交通严重堵塞。

为了弄清真相，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刘坚夫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看看鼓楼顶上什么东西在冒烟。可是鼓楼太高，向外延伸的飞檐也阻碍了消防员的努力。刘坚夫又去找北京的几家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私人营造厂心里没底，不敢接这个活儿。这期间，谣言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和市民众教育馆青年干部铁军以及记者爬上去查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经昆虫专家鉴定，这种喜欢扎堆儿的飞虫学名叫摇蚁，产于不流动的水中，喜欢在建筑物顶端聚集。民警把鼓楼顶的摇蚁捕来展示在鼓楼下让群众观看。 《北京日报》也专门发表文章说明。谣言被戳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散布反革命言论。

此时的一贯道已经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了，取缔它已成必然。

公布证据铲除邪教

1950年10月10日，随着“双十指示”的发出，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布告。 《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 ”

行动是以严格“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的，逮捕的都是点传师以上的少数重要分子和有政治破坏活动、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道主。对于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的受骗上当人员只做登记处理，而对一般的道徒，他们多半是因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入道的，只要其声明脱离一贯道，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经与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断，并能勇敢地揭发毒害自己的反动道首，检举披着“仙佛”、“师尊”外衣的特务分子，揭露其各种奸谋，协助政府肃清一贯道的，则会受到政府的奖励。

由于统一行动事先做了深入调查，准备充分，行动迅速，除了大道首孙素珍、张五福潜逃外，包括重要道首王钟麟、米国权等人在内的主要成员都落网了。行动中还搜出大量反动罪证，其中有国民党党旗、美国国旗、日伪和国民党特务证件，潜藏活动计划，反动乩语和谣言底稿，手枪、刺刀、短剑以及埋在地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条、银元等。

各公安分局在管区内设立登记点，抽调干部组成登记小组，负责对一贯道道徒等进行登记、谈话和收缴证物等工作。但是，登记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些道徒受“应付魔考十九条”的毒害和影响，并不来登记点登记，有人犹豫观望，有人外出避风，也有人表现惊慌，还有抱着敌对情绪的。

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揭露一贯道的罪行，报刊重点刊登一贯道罪行的资料，比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乩真相》等等，以提高群众对一贯道的认识。 各公安分局和各区工作组深入街道、村庄、工矿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揭发控诉一贯道罪行，推动登记退道工作的开展。外五区还召开片会、院落会，一些觉悟了的登记人员在会上揭发一贯道内幕，道徒方知上当受骗，纷纷退道。外五公安分局把逃至通县藏匿的大道首张承忠逮捕归案，押解到天桥小桃同戏院和吉祥戏院召开控诉大会，激起了道徒对一贯道的仇恨，当场要求登记坦白和声明退道者不计其数。

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 《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人们看到了一贯道长期勒索欺诈所得的数不尽的财物、金砖银元、玉器古玩，还有大烟具、刀枪剑戟等等。一个多月的时间，参观人数达到了26万，中央领导和一些国家的使节等也参观了展览。罪证展中由悔过的一贯道坛主、“三才”当众表演的“扶鸾请仙”等骗局，很多道徒感到过去被愚弄了。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作者：孙惠强

——摘自《档案春秋》